湖南沅陵：大禹之陵（上篇）

大禹是中国古史传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英雄、夏朝五百年天下的开国之君。传统观点认为，大禹之陵在“吴越会稽”即今浙江绍兴的会稽山：司马迁《史记》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就曾专程到浙江“祭大禹”；明代朱元璋更是将浙江绍兴禹陵列为国家重点祭祀的三十六座王陵之一。但是1985年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林华东先生在《浙江学刊》发表《绍兴会稽与禹无涉》一文，彻底否定了“绍兴说”。后相继有学者提出禹陵“辽西说”、“山东说”和“河东说”，这些都因证据乏力无以让学术界侧目。笔者在此大胆提出禹陵在沅陵新说，或可了却这桩历史悬案。

一、从“沅陵”想到“禹陵”

“沅陵”这个地名让笔者着迷了好多年。因为据梁《玉篇》和《南齐书》，“陵”字有“冢”和“葬”的含义，那些带“陵”字的古地名也往往与帝王陵有关：如陕西延安之黄陵据说是黄帝所葬之地，湖南永州之零陵据说是“舜帝陵寝”之地，湖南株洲之茶陵据说是“炎帝崩葬之地”。笔者正是按照这个思路去探秘“沅陵”的。

2002年湘西里耶出土一批秦简，其简牍中有关于“洞庭郡”及所辖“迁陵”、“酉阳”、“沅陵”等县的记载。这说明“沅陵”是一个当相古老的地名。

有趣的是同在2002年，湖南考古研究所在沅陵县窑头古城遗址中挖出一枚铜印，其上铸有“元陵”二字，铜印的年代与里耶秦简相当——在战国中期至西汉之间。由此可见在战国至秦汉时期，沅陵地名是“元”、“沅”通用的。按照汉字发明的一般规律，应该先有“元”字，后加上“氵”才造出“沅”字；应先有“元陵”后才有“沅陵”。

这“元陵”二字的出现就大有文章可作了：按《说文解字》，“元”有“第一”、“开始”等含义；甲骨文的“元”写作“ ”或“ ”，在“人”上加“一”，具有“头人”、“首领”的含义。《新唐书•南蛮传》又说“王者自称曰元，犹朕也”。据此综合解读，“元陵”可以理解为“天下第一陵”。 

对此，沅陵一些本土学者认为，这个“天下第一陵”是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盘古之陵，他们的理由是当地自古就有盘瓠（盘古与盘瓠谐音）的传说（见2011年2月14日《湖南日报》）。据查，东汉及两晋时期的《风俗通义》、《广异记》、《荆州记》、《水经注》等书，的确有关于沅陵、泸溪一带盘瓠传说的记载；其故事梗概是：盘瓠原本是高辛帝门下的一只狗，因它咬死劲敌有功得以与“辛女”成婚, 在沅陵一洞穴中生下六男六女、并“自相夫妻”繁衍出瑶、畲等少数民族。将这样一个荒诞的神话人物与“天下第一陵”对接，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另有研究提出，沅陵窑头村有40 余座小山包，说有关单位用先进地质雷达勘探，发现这些小山包是战国至汉代时期的古墓，认为“其中某一座大墓就叫‘元陵’”（《国土资源导刊》2014年第8期载刘后昌《沅陵，“元陵”》）。对此，笔者同样不敢苟同，理由是笔者对“雷达勘探古墓”一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因为此事至今未见权威报道。即是那些小山包真是战国至汉代古墓，也应与“元陵”无关，道理很简凌单：甲骨文中已有“元”、“沅”二字，众所周知甲骨文存世已有3300年，那么“元陵”理应早于3300年，战国古墓在年代上远远不够格。

笔者以为，如果“沅陵”（元陵）地名真与“天下第一陵”有关，那么这个“天下第一陵”理当是大禹之陵，理由如下：

首先，据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权威数据，夏朝始建年代即大禹生存年代距今4000年以上，这合符禹陵应早于甲骨文的基本要求。而且只有大禹之陵才真正可与“天下第一陵”匹配，因为古史传说中大禹之前“三皇五帝”还属于“酋邦”和“邦国”社会，自夏代开始中国才进入国家形态社会，后人也公认“夏”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其二，古人为什么要在“元”字基础加上“氵”再造一个“沅”字，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因为有水流经过“元陵”便将这条水称为沅水，后又因“元陵”居于沅水之滨再将“元陵”改为沅陵；第二种可能是后人为了彰显大禹治水的功德，在“元”字前加上“水”字偏旁，于是就有了“沅陵”有“沅水”之名。笔者认为后一种情况可能性更大，理由是沅陵直到秦汉时期还是“元”、“沅”二字并用，而“临沅”、“沅江”等地名也因居于沅水之滨而得名的，却未见这种“元”、“沅”通用的情况。

其三，据查，“沅”字是沅水及与沅水有关地名的专用字；“元”字是“王者自称”这种解释又仅见于《南蛮传》，而沅水流域是历史上“南蛮”分布的核心区域。据此，作为“天下第一陵”的“元陵”就只可能出自沅水流域，因“沅”字与大禹治水有关，反过来说出自沅水流域的“天下第一陵”也只应是大禹之陵。

以上对“元”、“沅”等古字的分析将“天下第一陵”的“桂冠”推到了4000年前大禹的头上。对此，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当前学术界公认中国最早文字是距今3300年的殷商甲骨文，难道湖南沅水流域曾经出现过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对于这个问题，本文后面将有解答。这里只提示一下：笔者在《甲骨文常用字典》中找到了“沅”、“江”、“水”等南方地理专用字，却怎么找不到“黄”、“河”二字，也就是说沅水流域发明文字的历史真有可能是早于黄河流域。正因为沅水流域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笔者对提出“禹陵在沅陵”的观点充满了信心。

二、《山海经》和《史记》支持禹陵在沅陵

最早记载大禹死葬地的历史文献是春秋时期的《墨子》。

《墨子·节葬下》载：“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于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通之不堋，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馀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

尽管《墨子》“禹葬会稽山”之记载也只是春秋时期流行的历史传说，但从《墨子》成书到大禹的年代相距不算太久远——只相当于现代人回望唐朝——应该说是基本可信的。因此，我们要考究禹陵之所在，首先要找到相关的会稽山。

学术界已经认定浙江绍兴会稽山与禹陵无涉，那么从理论上讲就应该在其他地方找到比浙江绍兴更早的会稽山，其存在年代至少要早于《墨子》成书的年代。笔者查遍先秦史册，终于找到一条有价值的史料：

《山海经·海内东经》载：“会稽山在大楚南”

“大楚南”即楚国或楚地的南方。沅陵属于“大楚南”。  据清代毕沅考证，《山海经》“作于禹益，述于周秦，行于汉，明于晋”。现代大多学者亦认为《山海经》非一时一人所作，其大至成书年代在夏禹至汉代之间。照此，《墨子》所记“会稽山”应该早于《墨子》。而且，“大楚南”和《墨子》所载会稽山方位吻合。《墨子》说大禹是东去“九夷”的路上死去并就地理葬的，会稽山应“九夷”之西。“九夷”在哪？《战国策·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昭明文选》载《李斯上秦始皇书》说：“秦伐楚,包九夷,制鄢、郢”。李善注云：“九夷，属楚夷也。”可见“九夷”是指包括楚国东部在内的江、淮下游地区。沅陵所在的“大楚南”正好在“九夷”的西方。

反观浙江绍兴之会稽地处东南沿海，明显与《墨子》所载不合；而且绍兴会稽山在先秦文献不见记载。有关“吴越会稽”最早见于《史记》。有人以《越绝书》所载“禹……到大越……更名茅山曰会稽”为据，认为浙江会稽山起名于夏代。据查，《越绝书》成书于东汉，比《史记》还晚出几百年。这些也是浙江学者林华东先生敢于彻底否定“绍兴说”的主要理由之一。

笔者完全赞同“绍兴与禹无涉”的观点，但笔者认为林华东将“绍兴说”产生的责任推给司马迁却是极不公道的。林先生认为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首次提出禹陵在吴越、才造成后来《越绝书》等跟风造势，以假乱真。笔者却认为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提到吴越禹陵之事，但他并不赞同禹葬吴越之说、他反而是支持禹陵在“江南”沅水流域的。我们不妨对《史记》有关记载逐条加以分析。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五年……降越君，置会稽郡”；又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这两段文字只能说明秦始皇是深信禹陵在浙江的，因为他不但在越地设立了会稽郡还亲自前往祭祀。司马迁写史书只是客观记录而己。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祖）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这段话，司马迁同样只是客观记录了“勾践世家”的说法。也许正因为勾践这么说过，秦始皇才信以为真。   司马迁客观记载各家之说，是他忠于史料应尽的责任。我们要怪只能怪秦始皇去。

《史记》中如下两段文字才是司马迁对禹陵观点的表达：

《史记·史太公自序》载：“（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这段话清淅表明他二十岁时“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去的是长江流域的沅水和湘水，“观孔子遗风”去的淮河流域的汶水和泗水。“九嶷”有史可查是湘水源头舜葬之地，那么对应的“会稽”和“禹穴”理应在沅水流域。

正因为司马迁曾经到沅水流域作过实地考察，所以他在《史记·夏本纪》结尾时给出了如下结论：“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

这段话用白话文表述的大意是：大禹可能是在江南会见诸侯、给诸侯们评赏功绩时死去的，并就地葬在那里；“会稽”就是商量讨论的意思，所以后人将禹葬之山命名为会稽山。

司马迁是相信大禹是死葬“江南”的，他在结论中加上一个“或”（可能）字，足见其治学之严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司马迁所指的“江南”并不包括浙江所在的长江下游地区，而是仅指洞庭湖以南。长江下游段在战国至三国时期被称作“江东”。《史记·项羽本纪》载楚霸王战败后“四面楚歌”无脸见“江东父老”，此“江东”即指今江西以东地区。又《史记·货殖列传》载：“浙江（之）南则越，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可见《史记》很明确是将古之越国今之绍兴一带定位于“江东”的。   而《史记·货殖列传》三次提到“江南”都是指楚之南：“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也”；“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请注意，此三段话中提到的衡阳、长沙、九嶷、苍梧四个地名都在今湖南境内，而据《禹贡》和屈原的《涉江》，“九江”则是沅水下游段或洞庭湖的古称。再说“丹砂”即朱砂，历史上又以辰州（今沅陵、辰溪一带）所产为最好故名“辰砂”，此之“丹砂”理应是指“辰砂”。所以《货殖列传》中所说的“江南”具体应该是指包括沅陵在内的洞庭湖以南地区。

三、千古“禹王碑”座立沅陵大有玄机 

如果真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禹陵在沅陵，那么在沅陵境内或其周边地区总该找到一些禹文化印迹。《湖南省志》、《沅陵县志》、《溆浦县志》所记载的“圣人山禹王碑”无疑是有力的证据。

“圣人山”今为沅陵与溆浦二县的界山，它南接溆浦的让家溪和大渭溪，北纳沅陵的渭溪和凉水井。圣人山主峰曰天平峰，海拔1655.3米，取“与天齐平”之意。峰顶建有天平寺，现残存古碑五块，最早一块是清乾隆四十七年（1783年）复修集资功德碑。这些古碑的碑文都记载“圣人山”与大禹有关。其中民国十六年（1927）沅陵贡生唐希猷撰写的《重修圣人山天平寺》碑文记载最详：

“山以圣人名，为夏禹治水所历也，虽《禹贡》未详其事，而邑志已露其端，故至今传有圣人菜，菜圆茎直，素以可口称，亦稀物也……远而永（顺）桃（源）常（德）迎眸皆是；近而沅（陵）泸（溪）辰（溪）溆（浦），历指无讹。俯仰之间，顿教名利皆空，牢骚胥化，别有幽禽作伴，奇兽为朋，得毋非人间乎？” 

圣人山“禹王碑”就座落在天平峰天平寺下不远处。   民国十年《溆浦县志》转旧志载：“相传夏禹治水，尝登县北圣人山望洞庭，山因以名。上有石刻，为禹纪事之碑。往时樵夫深入林谷曾见之。然好事者屡访求不能得也。近有蕨菜坡乡人田正旦得之。此在山天平峰支岭山牛湾……石间有驳劣不堪镌勒处，因之书不成行，字则奇古，不能辩识。取所拓一纸观之，约十五、六字，虽稍有漫灭，而刻画显然。但文体非篆非科，又大小长短不一，或径二寸许，或径五寸许，又有纵横俱竟七寸者，似为两字三字连属也。”

近年当地文物工作者依县志指向前往搜寻，果然找到了传说中的那方神秘古碑，只是由于年代久远那碑上“奇古”文字不只是“不能辩认”，而且连那“镌勒”纹路也“漫灭”无存了（依据见《起进怀化》载禹经安《圣人山禹王碑》一文）。

也许有人会觉得“禹王碑”并不是什么稀罕之物，因为自宋代以来，湖南衡山、长沙岳麓山、绍兴会稽山、西安碑林、开封禹王台、南京栖霞山等十多个地方有禹王碑出现。但殊不知有研究表明，这十多处禹王碑以衡山岣嵝峰禹碑出现为最早，其他碑都是从衡山复制过去的；而根据南宋张世南《游宦纪闻》推测，衡山岣嵝碑的碑文有可能是宋嘉定五年四川人何致杜撰出来的（见《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禹王碑辩读》）。现在已知禹王碑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晋代罗含的《湘中记》，说“（衡山）岣嵝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此后一千多年，包括唐代大文人韩愈等众多墨客骚人至衡山实地踏访，却见不其踪影。

笔者以为，《湘中记》所记禹碑有可能就是沅陵圣人山之碑。因为上古之衡山并不在今衡阳市境内。《禹贡》载：“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上文已说到古之“九江”即指沅水下游段或洞庭湖，那么古之衡山应在洞庭湖的西边，而沅陵圣人山大致在洞庭湖之西。可为之佐证的是，笔者另有研究认为汉代以前的衡山古南岳在沅水上游今贵州天柱境内，认为湖南衡山之南岳是隋朝以后才从贵州移植过去的（依据见2011年4月25日《贵州日报》）。   如果以上分析正确，那么沅陵圣人山禹碑是全国众多禹碑中唯一的“正宗”碑。这无疑是禹陵在沅陵的一个重要物证。

当前学术界大多以《湘中记》为据认为禹王碑与大禹治水有关，笔者却认为其内容更可能与禹陵有关（当然禹陵碑也必然会涉及其治水功德），理由是史载禹葬会稽山而沅陵既是“正宗”禹王碑所在地又是会稽山所在地。另一个有力证据是南朝《金楼子·兴王篇》有载：

“禹殂，葬会稽。庙中有铁屟铁石船。庙里有涂山神姑之像，珠玑为帐，宝玉雕华，诸庙莫及。当中山水之盛，良辰吉日，罗裿袨服，满桥梁之上，皆金翠为饰，神之又灵，彼人所敬。”

笔者以为，此《金楼子》所载会稽山古庙就是今沅陵圣人山天坪寺的前身，只是从前的“庙”变成了后来“寺”。其依据有三：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载：“皇甫谧云‘今九江当涂有禹庙’，则涂山在江南也”，圣人山正好在古九江以南的“江南”之地，这证明《金楼子》所言古庙就叫“禹庙”、证明圣人既是古之会稽山也是古之涂山所在（对此，《湖南沅陵：大禹之陵（下篇）将有详论》）。据溆浦文物工作者禹经安先生提供的资料，当地自古流传天平寺有铁鞋（即铁屟）、铁帚（即铁）、石船、石盆等物的传说，与《金楼子》所载相符。《金楼子》中的有“满桥梁之上”一语，至今当地人去天坪寺，依然要经过一座天然石拱桥，美称为“白鹤仙人桥”。

既然《金楼子》所载的禹葬会稽山的古庙就是圣人山的天平寺的前身、禹葬会稽之山就是沅陵圣人山，那么传说中的“禹王碑”更可能与禹陵有关，直接证明圣人山是大禹的死葬之地。

四、相关佐证：禹穴、瑶畲祖迹及其他

本文前面说到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亲临沅水流域“上会稽、探禹穴”。沅水流域是否真有“禹穴”存在？如果有，那证明司马迁亲临沅水考察确有其事。

何谓“禹穴”？据相关资料，“禹穴”一说是大禹的墓穴，一说是大禹出生或活动过的天然洞穴。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因为“禹穴”又叫“丹穴”，即“丹山”（丹霞地貌）的岩洞。还有说法“禹穴”曾经被作为藏书之所：杜甫《秦州杂咏》中有“藏书闻禹穴，读记忆仇池”的诗句；李白《送二季之江东》诗云：“禹穴藏书地，匡山种杏田”。既然是“丹穴”、又是可以藏书的“穴”，那当然是指天然洞穴而非禹之墓穴了。

沅陵、泸溪、辰溪三县所处的沅水两岸存在大面积天然溶洞，其中部分属于“丹穴”。如辰溪县城对岸有古寺就曰“丹山寺”，其“丹山”下面又正好有天然洞穴。辰溪之丹山又名“大酉山”，山下有洞名曰“大酉洞”，相传是成语“学富五车，书藏二酉”的出典处之一。

大酉洞与小酉洞合称“二酉”，小酉洞在沅陵县境内沅水与其支流酉水交汇处的小酉山上。南朝盛弘之《荆州图记》载“小酉山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于此而学”。宋代李昉《图经》云：“穆天子藏异书于大酉山小酉山之中”。

纵揽传说史料，中国既是丹霞地貌、又与藏书传说有关的洞穴唯沅陵、辰溪独有，应该说“二酉”藏书洞就是传说中所言“禹穴”真迹了。此类“禹穴”的存在说明大禹在沅陵、辰溪一带活动过，这为禹陵在沅陵的一个重要佐证。

佐证之二：大量民间谱牒资料记载，瑶、畲民族起源于会稽山，而著名民族史专家施联朱教授研究称，今浙江、安徽、江西、广东、福建等地的瑶、畲民族，是从战国楚平王时期开始陆续从湖南古武陵地区（今沅水流域）陆续迁徙、扩散过去的。他的主要依据是瑶、畲二族主体都为盘、蓝、钟、雷四大姓、又都崇拜盘瓠图腾，二者应该是同源的；而盘瓠传说最早出自五溪地区的泸溪、沅陵一带。笔者为之补充一点：沅陵及周边辰溪、溆浦等县份至今有大量瑶、畲民族定居，而且是世居土著。

施联朱先生这一研究有如铁板钉钉将沅陵与古会稽山牢牢“钉”到了一块——《山海经》载“大楚南”有会稽之山、《史记》说沅水流域有会稽山、《金楼子》所载禹葬会稽山禹庙与圣人山天平寺特征吻合，这么多证据足可以定论：古之会稽山与现在沅陵与溆浦交界的圣人山是重叠的

但是深入分析可知，古之会稽山不等同于现有的圣人山。从《墨子》载禹葬“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及“收馀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等情况看，大禹应该是死于某种突发事件而就近草草埋葬的，并葬在某农田附近。现有的圣人山地处大山腹地，与之有些不合。也就是说古之会稽山比现有圣人山要广阔一些。

佐证之三：与大禹相关的善卷、尧、舜等传说人物的死葬地都在洞庭湖以南地区。

善卷是与大禹基本同时代的著名隐士，据《庄子》与《吕氏春秋》等文献载：“舜以天下让善卷”，而“善卷不受”，于是“隐入深山，莫知其处”。宋代《地舆胜览》卷三十载：“善卷先生墓，见于《周庄》书，有墓在辰溪县西南龙溪观。本朝封茔立祠。”同期的《舆地纪胜·辰州·古迹》亦载：“尧时善卷、唐张果老皆曾隐居于此，地名为‘大酉华妙洞天’”。唐虞时治水为天下第一大事，声名显赫的善卷理应与治水有关、可能与大禹有过交往。善卷终老于辰溪大酉山，间接佐证禹陵在沅陵。

除此以外，先秦及两汉史料“众口一词”：炎帝神农氏葬于株州之“茶陵”、舜帝葬“苍梧之野”之江南九嶷。《山海经·大荒南经》又载:“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从舜葬“九嶷”推论，“岳山”与“九嶷”应属同一山系，都在湖南境内。这说明从距今6000年到距今4000年之间中华古国的政治中心都在长江流域的洞庭湖以南地区。如此，禹陵在沅陵在情理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上述中华文明起源于洞庭湖以南的观点与学术界的传统观点是相佐的。传统观点以河南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的标志物，认为夏王朝的疆域不会跨越长江。若是如此，大禹之陵就不可能在沅陵。但从如上史料和近年大量考古发现情况看，中华文明应该起源于长江以南。其主要证据之一，笔者根据遍布沅水流域高庙文化遗址及近年广西发现的考古材料深入研究，认为“南方石刻文”远早于中原甲骨文。这些证据以及更多的证据，笔者将在即将出版的《中华缘起洞庭南》一书中作详细介绍。

五，小结 

司马迁在《史记》中虽然提及禹葬“江南”、并提供沅水流域有“会稽山”和“禹穴”的线索，但并末点明“沅陵”二字。或许是顾忌大多，两千多年来史学界谁也没有去捅破这层“窗户纸”。笔者经过长达十年的资料积累，首次提出禹陵在沅陵、并从地名、史料、古迹与历史背景四个方面展开了论证，己构成证据链，可以基本框定禹陵在以圣人山为中心的周边县份。关于禹陵的具体地点，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最大可能在沅陵境内内，但也不排除在溆浦、辰溪境内，因为漫漫几千年古沅陵县的行政区域有很大变化。对此，笔者将在本文下篇中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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